張繼聰

　　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李欣欣
　　這位大學教授，有收“廢紙”的習慣。
　　近30年，別人眼中無用的書信、日記、票據、賬本、會議紀要……都當寶貝，裝滿的麻袋不計其數。
　　他拿出這些寶貝，變成選修課，讓“90”後的年輕人去讀1960年代年輕戀人的通信，談談他們的好奇和困惑。
　　他還有個龐大的計劃，想把發黃的寶貝們編成一套《當代中國生活資料長編》。
　　“這些書信、日記、賬本才是最真實的歷史，裡面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，這對理解今天的中國，理解今天的我們，很有意義。”
　　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，對話復旦大學教授、社會學家張樂天。
　　“90後”讀50多年前年輕人的書信
　　十一長假後的第一個工作日，明媚的陽光里夾雜著秋日的涼風，人們似乎還沒有完全從七天長假的悠閑和倦怠中恢復過來，匆匆的步伐中閃爍著不易察覺的無措。
　　9點40分，復旦大學的校園裡一片熱鬧，樹葉縫裡透出細細簌簌的光線，打在一個個快步趕著去上課的身影上，上午的第三、四節課即將開始。
　　一間小教室里，原本一排一排整齊放置的椅子被打亂，圍成了一個圈，三兩個到得早的學生已經坐下來了。
　　“讀信的感覺怎麼樣？我看你們發來的郵件中有很多困惑和好奇啊。”一進教室，還沒有放下包，老師就和學生打起了招呼。他叫張樂天，今年65歲，是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這堂課的名字挺特別，叫《書信里的中國人》。
　　這是一門為本科一年級新開的研討課，選課的同學來自中文、新聞、法律、經濟等不同專業，上課的內容就是“讀信”，讀三對夫妻和三位女青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的數百封信件。其中一組是1960年初的大饑荒時期，兩個在北京從事運輸工作的年輕人熱戀時期的通信，共80餘封。這是張樂天偶然間搜集來的。
　　讓一群90後的年輕學生讀50多年前年輕人的來往信件，並且一起去理解、探索、分析這些信，他到底想做什麼？
　　同學們陸陸續續進來了，張樂天選擇了靠近窗戶的角落坐下來，他的博士生、這門課的主持者鄭莉敏坐在旁邊和他聊著，“從學生髮給我的郵件里能看出，他們會從信件中發現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細節，有些細節可能連你都沒註意到。”“嗯，細節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　　課堂上的學生不多，大概十七八個人。開始上課了，張樂天站起來講開場白，“我先站起來說幾句話，等會就坐下。”說完他自己呵呵地笑了笑，頓了一下繼續。
　　“上課前我和助教有一個對話，她的一個觀點讓我改變了這堂課的模式。這堂課，不是我要灌輸給你們東西，而是要讓你們每個人的思維、想象、創造力激發出來。我有一個缺點，呵呵，可能也是優點，就是我講話很強勢。當你提出一個問題，我會用非常有征服力的話語把你們說服，讓你們接受，但這個會抑制你們的原創性和靈感，所以我就想改變上課的方式，創造一種‘弱勢對話’的氛圍，而不是‘強勢對話’。你們要記住，張老師提出的任何觀點和想法，只是一個‘40後’的想法而已，而你們‘90後’的同學對生活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，你們對當今世界的認識也許比我要多得多。昨天我就很感慨，你們發來的作業是通過iPad，我還沒有用過呢！”
　　“張老師，可不可以別說話？”
　　“開篇詞”說完後，張樂天請小鄭來主持課堂，自己便捧著一本筆記本，像學生一樣坐在角落裡安靜地聆聽。
　　課堂上的學生們開始談論自己讀信時的好奇和困惑。有兩次聽到學生提出的困惑點，張樂天忍不住站起來說，“這裡我可以來解釋一下。”
　　剛開口，小鄭就很乾脆地將他打斷，“張老師，你可不可以別說話。”“噢，我不要說呀？”張樂天有些遲疑地問。
　　“你對那個時代很瞭解，但你說得再好，只是在傳輸知識而已，不如讓同學們自己帶著好奇、帶著困惑去討論，自己去尋找答案，也許對他們來說更好。”小鄭解釋說。
　　“好，那就這樣吧，你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留著，我坐下來不說了。”張樂天“老實地”坐下了。
　　學生們在討論中不時會冒出一些時髦詞彙，比如負能量、代入感、即視感……這讓張樂天覺得新鮮有趣，有時候他又會一臉驚奇或迷惑。
　　一個學生提出自己在讀信時的困惑，“信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結婚前，通了三年的信，三年中他們一直在說，想早點建立美好的家庭，但為什麼他們談了三年戀愛，都還不結婚？而且他們好像遇到很多困難和障礙，比如父母的不支持，比如房子問題，我很不理解。”
　　“你們覺得從戀愛到結婚需要三年，這很長嗎？”小鄭問同學們。
　　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，有的人認為太長，“在我的觀念里，我覺得以前的人都不談戀愛的，好像結婚也都沒什麼感情基礎的。不都是媒人介紹，然後就直接結婚的嗎？”也有同學持不同意見，“三年很正常啊，想要好好地瞭解一個人，三年時間一點都不長。”
　　張樂天忍不住開口了，“我們那個年代的人，兩個年輕人從認識到結婚，通常要兩年時間，當中還要訂婚呢。雖然媒人介紹的婚姻很多，但自由戀愛肯定是有的。那時候我們結婚啊，最難的是房子，你要有房子才能結婚吧？但那個時候，蓋房子結婚是非常非常困難的，很多人都因為沒有房子結不成婚。”
　　張樂天的這一番話，讓學生們很感慨，“我還以為過去的人生活要簡單得多，沒什麼壓力的，只有我們這一代人才會遇到高房價、壓力大這些問題，原來環境是不同的，但各有各的難啊。”
　　又一個學生說：“這對熱戀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寫詩，為什麼寫信時還要寫詩？這太肉麻了。”張樂天的嘴巴張成了“O”型，實在屏不住要插話，“你覺得寫詩很奇怪？我對你的這個奇怪也覺得非常好奇。我們那個年代寫詩很正常的，我自己就不知道寫過多少詩啊。”
　　“我聽說，1980年代詩在年輕人中非常流行的，就好像我們所說的文藝青年，他們走在路上手裡要是沒一本詩集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哪。”學生道。
　　“我喜歡詩，但我很好奇，現在好像沒什麼人會提起‘詩歌’，是我們這個年代沒有了詩意呢，還是現在的人不需要詩意了？”
　　課堂里圍繞著“稱呼”和“詩”這兩個話題熱熱鬧鬧地議論開了。這樣的火花，從課堂開始到結束，沒有間斷。
　　星期日周刊記者（以下簡稱星期日）：為什麼要開設這門“讀信”的課？
　　張樂天：我的初衷是希望讓年輕人來閱讀他們的父輩、祖輩。這些年輕的學生們如果理解了這些信，也就是理解了他們的父母。你知道，現在的年輕人與父輩之間的交流是有問題的。當理解能多一些，交流的障礙自然就會減少，不是說就能完全沒有障礙，但會減少很多。上學期我第一次開設這門課程，那些學生們上課後，真的對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理解，最後我讓他們每個人都給自己的父母寫一封信，還讓他們在課堂中讀出來，寫得非常感人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們每個人都在體驗自己。另外，從學術的意義上說，我希望學生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學術的意義，就是要從原始的資料出發做學術，而不是從書本和現有的理論出發，這是最重要的學術能力。我感覺現在學界有這樣一種不良風氣，看一些書，然後從書里總結出一些東西，就發文章，我不認同這樣的做法。
　　星期日：真正開設這門課以後，你的期待有什麼變化嗎？
　　張樂天：原來的期待還在，但增加了很多東西。上學期我開始上這門課以後，讓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到這些“90後”孩子們的想法，我非常驚訝。在他們讀信的過程中，這些孩子的思考、好奇、想象、創造力也呈現出來了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們在讀父輩也在體驗自己，而我在理解年輕人的同時也在體驗我自己。不僅如此，我還在美國波士頓地區組織了一批學生，同步讀這些信，讓兩地的學生通過視頻做交流。
　　星期日：聽上去這門課似乎也是你做研究的一部分？
　　張樂天：對啊，我一直覺得，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，一定是把研究者放進去，把個人放進去。當你去理解別人的時候，實際上也在通過別人的鏡子反觀自己，當你對自己瞭解更多時，理解別人也會更好。
　　我做研究，願意把自己的生命體驗、自己的生命資源融入進去，在工作中去體驗自己。真正有價值的東西，一定是來自你內心的理解，越是挖掘內心的，越是有價值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好的作家也都是挖掘自己內心的感觸，而不是跟隨外面潮流的。
　　張樂天：對啊，我年輕的時候喜歡寫詩。特別是20多歲插隊落戶到農村去的時候，在農村除了做農活也沒有其他事情可做，我就懷著詩人的理想，拼命寫詩、拼命投稿，還自己寫歌，但除了一小部分詩在縣城的刊物發表過以外，大多數都石沉大海了。後來我就反思自己，為什麼我寫的這些詩發不出來，很重要的一點，我當時寫的很多詩歌是沒有意義的，並不是來自內心，而是一些很錶面的東西，那些內容離真實的社會是蠻遠的。
　　收集“廢紙”的教授
　　上午的時間總是匆匆，這一天是個星期五，校園裡忙碌的身影隨處可見。張樂天穿過有些擁擠的人潮，乘電梯來到7樓的一間資料室，準備和他的助手見面討論工作。
　　資料室不大，約五六十個平米，一排又一排書架上堆滿了資料，除了一摞摞文件袋、紙箱外，書架的最上方也密密麻麻地塞滿了裝著資料的麻袋。
　　3年前，張樂天牽頭成立了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，收集整理一些散落在民間關於當代中國的資料。有過去的帳本、書信、日記、會議記錄、購物發票……一麻袋、一麻袋地從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貴州等地的城市和農村搬回來。收這些“廢紙“，他幾乎是“零門檻”，只要是和人們生活有關的文字資料，他都收，但以手寫的為主。
　　這樣的工作張樂天堅持做了20多年。他有一個宏大的計劃，想把所有的資料匯成一套《當代中國生活資料長編》，並且分別做出國際版和國內版。“現在荷蘭一家出版社已經和復旦出版社簽約，將出三十卷，明年會先出八捲，這八捲有兩套東西，一套叫《革命的書寫》，是一個農村幹部的日記，另一套叫《生活的流水》，是一對北京的年輕人20多年間超過50萬字的書信。”
　　他還想做一個“記錄逝水年華”系列，把私人書信和日記整理出來，分成“戀愛篇”、“婚姻篇”、“家庭篇”等，記錄時代變遷中普通人的情感流轉。那些糧票、郵票、股票等票證，張樂天也計劃整理出來並配以文字說明出版。
　　星期日：在這些文字資料里，你看到了些什麼？
　　張樂天：看到的東西太多了，比如一份上海鐵路工會的文字資料，詳細地記錄了1949到1958期間，上海鐵路工會每一次的活動記錄，包括每一次的統計資料，例如多少人參加了一個什麼會議，捐贈了多少錢，給多少人補助等，這些很能反映那個時代。
　　星期日：有沒有普通人家的書信日記？
　　張樂天：我們收來的資料里，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。一般的檔案會有人收集的，但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幾乎沒有地方會收，你看檔案館里，最多有一些名人的書信，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都沒有的。可能我現在所收來的書信是全中國最多的，有超過15萬封，大部分都是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那個年代的人們在寫信時，寫些什麼呢？
　　張樂天：有寫給家裡人的，寫給朋友的，什麼故事都有，講兵團的故事，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故事。那個時候書信幾乎是異地唯一交流信息的渠道，所以人們就什麼都寫啊。如果我能收集到一個人連續寫給家人的信，就能夠清晰地看出當時一個家庭的情況。
　　星期日：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信件？
　　張樂天：比如說在解放初期，上海有一批人到香港去，然後他們從香港給上海的家人朋友寫信，這批上海和香港的來往信件是非常寶貴的。1980年代，上海有一個女孩子高中畢業後到香港去，然後連續幾年中，不斷地給上海的小姐妹寫信，把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故事寫在信里，裡面還有一個故事，香港的一個億萬富翁找到她，想給她錢讓她做小三啊，非常複雜的感情糾紛，她都寫在信里了。這些信件能夠側面反映出在改革開放初期，普通的上海人到香港以後的社會經歷，也能夠呈現香港社會當時的一些情況。還有一套信，是一對北京的夫妻，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，20多年裡好幾百封信，從談戀愛到結婚、生孩子，吵吵鬧鬧，那些矛盾都詳細地寫在信里，比電視劇要精彩多了。我有時候開玩笑說，哪個編劇從我這裡找一些素材，拍出來的電視劇肯定很好看。
　　1000多個小時，訪談農村老人
　　在收集文字資料的過程中，張樂天發現，有一些真實生活里的事情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資料，比如幾十年前的人們是怎麼找對象的，怎麼結婚的，還有大部分具體的家庭生活都沒有資料可尋。幾年前，張樂天決定做一個數據庫，帶著他的學生到浙江北部的農村去做訪談，和村裡的老人聊天，聊他們一生的經歷和故事，比如農具、傢具、衣服、房屋的變化，家人生活的變化……他還招聘當地的農民做訪談員，並請來法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專家來給訪談員培訓。到現在為止，張樂天組織完成了1000多個小時的訪談，其中最長的一個訪談，和老人聊了整整37個小時。
　　這個過程困難重重，比如一個八十歲老人的土話如何錄入數據庫；一些年邁的老人記憶力下降，對很多細節都遺忘了，怎麼辦？……說起這些，張樂天自己覺得，至今沒有第二個人，能像他這樣把1000個小時的訪談完成，並把訪談資料做成數據庫。
　　星期日：遇到這麼多困難，過程又很艱苦，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件事呢？
　　張樂天：你知道我去農村是怎麼說服那些老人家接受訪談的嗎？我告訴他們，現在的生活是我們這一代人或我們上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、創造出來的，但是很遺憾的是，年輕人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們曾經那麼辛苦地去創造，不知道我們當時的生活經歷了多少曲折，所以我要做這件事，把當年的故事記錄下來，留給你們的兒子、孫子……世世代代，讓他們知道，你們曾經為他們付出了很多，讓他們知道你們的生活曾經充滿著艱苦還有快樂。也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，我希望搭一個平臺，讓大家一起來讀這些最民間的東西，讓現在的年輕人更能夠理解他們的父母，從而他們才能夠理解今天的中國，理解他們自己。所謂代代相傳，你的爸爸媽媽、爺爺奶奶是從過去那個時代過來的，而你小時候在父母身邊長大，你的社會化過程也主要在家庭里。當代的年輕人都覺得自己和父輩很不一樣，其實啊，也有很多相似。
　　星期日：我自己是一名“80後”，我一直覺得自己和父母是很不同的，我們生長的時代背景和環境那麼不同，為什麼你說我們有很多相似呢？
　　張樂天：我舉個例子吧，比方說社工，現在我們的社會非常需要社工。現在那麼多的農民走出村落，來到城市，在更為複雜的社會中，大家遇到的問題會更多，傳統的“老阿姨”是無法解決今天人們遇到的各種問題，專業的社工太有必要了。然而，現在的大學生，有多少人願意去做社工這樣的工作呢？很少吧，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去呢？服侍人的工作，看不上啊！這種等級的觀念從哪裡來的呢？是從我們父輩祖輩那裡來的，從文化中來的。我插隊落戶的時候是農民，還是成分不好的農民，而我的妻子是鎮上的工人，當時她的身份就比我高太多了，如今社會發展了，但這種等級的觀念變了嗎？沒多少變化的。你看，現在的人還有所謂的“地域歧視”，過去的上海人有這樣的觀點，現在的年輕人有嗎？
　　星期日：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，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中，我們和父母是有一些相似的？
　　張樂天：是啊，我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發展，但“人”卻沒有太多變化。比如說，現在一些年輕人當了父母以後，是什麼樣子呢？如果身邊其他人的孩子都在學鋼琴、學外語，那你也會跟風讓孩子去學，如果只有你們家的孩子不學，就好像壓力很大。這種跟風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呢？在傳統的農村社會裡，大家都依賴著同一片土地上生存，人與人之間的界限非常不清楚，如果村子里有個人和其他人不一樣，就會被大家指點議論。現在的人呢？他們清楚自己的界限嗎？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獨立思考，或者說社會給予了一個普通人多大的寬容度呢？我的觀察是，並不多。
　　星期日：我開始有一些理解你所說的“沒太大不同”了。
　　張樂天：有一次在《書信里的中國人》這堂課上，“90後”的學生告訴我，在信中，幾十年前的年輕人就對母親的過分關註有所抱怨，那個年代的母親，對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就會無微不至地去關心。這些“90後”的孩子們，對幾十年前的年輕人的體驗非常感同身受，他們的父母是“60後”，那麼現在，“70後”、“80後”成為父母以後呢？你看，現在的年輕媽媽們，她們如此關註孩子學這個學那個，為孩子的事焦慮。這些關註和焦慮是從哪裡來的呢？在中國的社會中，親子關係的重要性總是在夫妻關係的前面，夫妻關係的緊張、母親的過分關註……這些讓孩子在家庭中默默地承受了很多，當孩子長大以後，會不會重覆這樣的模式？你會在那些焦慮的母親身上看到這些。在我自己身上，也帶著我的父輩和祖輩的烙印，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理解自己、覺察自己、反思自己，現在我依然在這樣做，不斷去完善自己，讓自己有所成長，改變，才可能會真的發生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讀懂這些發黃的書信、日記、賬本，能夠讓我們理解父輩，理解自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