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李欣欣
  這位大學教授,有收“廢紙”的習慣。
  近30年,別人眼中無用的書信、日記、票據、賬本、會議紀要……都當寶貝,裝滿的麻袋不計其數。
  他拿出這些寶貝,變成選修課,讓“90”後的年輕人去讀1960年代年輕戀人的通信,談談他們的好奇和困惑。
  他還有個龐大的計劃,想把發黃的寶貝們編成一套《當代中國生活資料長編》。
  “這些書信、日記、賬本才是最真實的歷史,裡面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,這對理解今天的中國,理解今天的我們,很有意義。”
  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,對話復旦大學教授、社會學家張樂天。
  “90後”讀50多年前年輕人的書信
  十一長假後的第一個工作日,明媚的陽光里夾雜著秋日的涼風,人們似乎還沒有完全從七天長假的悠閑和倦怠中恢復過來,匆匆的步伐中閃爍著不易察覺的無措。
  9點40分,復旦大學的校園裡一片熱鬧,樹葉縫裡透出細細簌簌的光線,打在一個個快步趕著去上課的身影上,上午的第三、四節課即將開始。
  一間小教室里,原本一排一排整齊放置的椅子被打亂,圍成了一個圈,三兩個到得早的學生已經坐下來了。
  “讀信的感覺怎麼樣?我看你們發來的郵件中有很多困惑和好奇啊。”一進教室,還沒有放下包,老師就和學生打起了招呼。他叫張樂天,今年65歲,是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這堂課的名字挺特別,叫《書信里的中國人》。
  這是一門為本科一年級新開的研討課,選課的同學來自中文、新聞、法律、經濟等不同專業,上課的內容就是“讀信”,讀三對夫妻和三位女青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的數百封信件。其中一組是1960年初的大饑荒時期,兩個在北京從事運輸工作的年輕人熱戀時期的通信,共80餘封。這是張樂天偶然間搜集來的。
  讓一群90後的年輕學生讀50多年前年輕人的來往信件,並且一起去理解、探索、分析這些信,他到底想做什麼?
  同學們陸陸續續進來了,張樂天選擇了靠近窗戶的角落坐下來,他的博士生、這門課的主持者鄭莉敏坐在旁邊和他聊著,“從學生髮給我的郵件里能看出,他們會從信件中發現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細節,有些細節可能連你都沒註意到。”“嗯,細節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  課堂上的學生不多,大概十七八個人。開始上課了,張樂天站起來講開場白,“我先站起來說幾句話,等會就坐下。”說完他自己呵呵地笑了笑,頓了一下繼續。
  “上課前我和助教有一個對話,她的一個觀點讓我改變了這堂課的模式。這堂課,不是我要灌輸給你們東西,而是要讓你們每個人的思維、想象、創造力激發出來。我有一個缺點,呵呵,可能也是優點,就是我講話很強勢。當你提出一個問題,我會用非常有征服力的話語把你們說服,讓你們接受,但這個會抑制你們的原創性和靈感,所以我就想改變上課的方式,創造一種‘弱勢對話’的氛圍,而不是‘強勢對話’。你們要記住,張老師提出的任何觀點和想法,只是一個‘40後’的想法而已,而你們‘90後’的同學對生活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,你們對當今世界的認識也許比我要多得多。昨天我就很感慨,你們發來的作業是通過iPad,我還沒有用過呢!”
  “張老師,可不可以別說話?”
  “開篇詞”說完後,張樂天請小鄭來主持課堂,自己便捧著一本筆記本,像學生一樣坐在角落裡安靜地聆聽。
  課堂上的學生們開始談論自己讀信時的好奇和困惑。有兩次聽到學生提出的困惑點,張樂天忍不住站起來說,“這裡我可以來解釋一下。”
  剛開口,小鄭就很乾脆地將他打斷,“張老師,你可不可以別說話。”“噢,我不要說呀?”張樂天有些遲疑地問。
  “你對那個時代很瞭解,但你說得再好,只是在傳輸知識而已,不如讓同學們自己帶著好奇、帶著困惑去討論,自己去尋找答案,也許對他們來說更好。”小鄭解釋說。
  “好,那就這樣吧,你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留著,我坐下來不說了。”張樂天“老實地”坐下了。
  學生們在討論中不時會冒出一些時髦詞彙,比如負能量、代入感、即視感……這讓張樂天覺得新鮮有趣,有時候他又會一臉驚奇或迷惑。
  一個學生提出自己在讀信時的困惑,“信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結婚前,通了三年的信,三年中他們一直在說,想早點建立美好的家庭,但為什麼他們談了三年戀愛,都還不結婚?而且他們好像遇到很多困難和障礙,比如父母的不支持,比如房子問題,我很不理解。”
  “你們覺得從戀愛到結婚需要三年,這很長嗎?”小鄭問同學們。
  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,有的人認為太長,“在我的觀念里,我覺得以前的人都不談戀愛的,好像結婚也都沒什麼感情基礎的。不都是媒人介紹,然後就直接結婚的嗎?”也有同學持不同意見,“三年很正常啊,想要好好地瞭解一個人,三年時間一點都不長。”
  張樂天忍不住開口了,“我們那個年代的人,兩個年輕人從認識到結婚,通常要兩年時間,當中還要訂婚呢。雖然媒人介紹的婚姻很多,但自由戀愛肯定是有的。那時候我們結婚啊,最難的是房子,你要有房子才能結婚吧?但那個時候,蓋房子結婚是非常非常困難的,很多人都因為沒有房子結不成婚。”
  張樂天的這一番話,讓學生們很感慨,“我還以為過去的人生活要簡單得多,沒什麼壓力的,只有我們這一代人才會遇到高房價、壓力大這些問題,原來環境是不同的,但各有各的難啊。”
  又一個學生說:“這對熱戀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寫詩,為什麼寫信時還要寫詩?這太肉麻了。”張樂天的嘴巴張成了“O”型,實在屏不住要插話,“你覺得寫詩很奇怪?我對你的這個奇怪也覺得非常好奇。我們那個年代寫詩很正常的,我自己就不知道寫過多少詩啊。”
  “我聽說,1980年代詩在年輕人中非常流行的,就好像我們所說的文藝青年,他們走在路上手裡要是沒一本詩集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哪。”學生道。
  “我喜歡詩,但我很好奇,現在好像沒什麼人會提起‘詩歌’,是我們這個年代沒有了詩意呢,還是現在的人不需要詩意了?”
  課堂里圍繞著“稱呼”和“詩”這兩個話題熱熱鬧鬧地議論開了。這樣的火花,從課堂開始到結束,沒有間斷。
  星期日周刊記者(以下簡稱星期日):為什麼要開設這門“讀信”的課?
  張樂天:我的初衷是希望讓年輕人來閱讀他們的父輩、祖輩。這些年輕的學生們如果理解了這些信,也就是理解了他們的父母。你知道,現在的年輕人與父輩之間的交流是有問題的。當理解能多一些,交流的障礙自然就會減少,不是說就能完全沒有障礙,但會減少很多。上學期我第一次開設這門課程,那些學生們上課後,真的對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理解,最後我讓他們每個人都給自己的父母寫一封信,還讓他們在課堂中讀出來,寫得非常感人。在這個過程中,他們每個人都在體驗自己。另外,從學術的意義上說,我希望學生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學術的意義,就是要從原始的資料出發做學術,而不是從書本和現有的理論出發,這是最重要的學術能力。我感覺現在學界有這樣一種不良風氣,看一些書,然後從書里總結出一些東西,就發文章,我不認同這樣的做法。
  星期日:真正開設這門課以後,你的期待有什麼變化嗎?
  張樂天:原來的期待還在,但增加了很多東西。上學期我開始上這門課以後,讓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到這些“90後”孩子們的想法,我非常驚訝。在他們讀信的過程中,這些孩子的思考、好奇、想象、創造力也呈現出來了。在這個過程中,他們在讀父輩也在體驗自己,而我在理解年輕人的同時也在體驗我自己。不僅如此,我還在美國波士頓地區組織了一批學生,同步讀這些信,讓兩地的學生通過視頻做交流。
  星期日:聽上去這門課似乎也是你做研究的一部分?
  張樂天:對啊,我一直覺得,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,一定是把研究者放進去,把個人放進去。當你去理解別人的時候,實際上也在通過別人的鏡子反觀自己,當你對自己瞭解更多時,理解別人也會更好。
  我做研究,願意把自己的生命體驗、自己的生命資源融入進去,在工作中去體驗自己。真正有價值的東西,一定是來自你內心的理解,越是挖掘內心的,越是有價值的。
  星期日:好的作家也都是挖掘自己內心的感觸,而不是跟隨外面潮流的。
  張樂天:對啊,我年輕的時候喜歡寫詩。特別是20多歲插隊落戶到農村去的時候,在農村除了做農活也沒有其他事情可做,我就懷著詩人的理想,拼命寫詩、拼命投稿,還自己寫歌,但除了一小部分詩在縣城的刊物發表過以外,大多數都石沉大海了。後來我就反思自己,為什麼我寫的這些詩發不出來,很重要的一點,我當時寫的很多詩歌是沒有意義的,並不是來自內心,而是一些很錶面的東西,那些內容離真實的社會是蠻遠的。
  收集“廢紙”的教授
  上午的時間總是匆匆,這一天是個星期五,校園裡忙碌的身影隨處可見。張樂天穿過有些擁擠的人潮,乘電梯來到7樓的一間資料室,準備和他的助手見面討論工作。
  資料室不大,約五六十個平米,一排又一排書架上堆滿了資料,除了一摞摞文件袋、紙箱外,書架的最上方也密密麻麻地塞滿了裝著資料的麻袋。
  3年前,張樂天牽頭成立了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,收集整理一些散落在民間關於當代中國的資料。有過去的帳本、書信、日記、會議記錄、購物發票……一麻袋、一麻袋地從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貴州等地的城市和農村搬回來。收這些“廢紙“,他幾乎是“零門檻”,只要是和人們生活有關的文字資料,他都收,但以手寫的為主。
  這樣的工作張樂天堅持做了20多年。他有一個宏大的計劃,想把所有的資料匯成一套《當代中國生活資料長編》,並且分別做出國際版和國內版。“現在荷蘭一家出版社已經和復旦出版社簽約,將出三十卷,明年會先出八捲,這八捲有兩套東西,一套叫《革命的書寫》,是一個農村幹部的日記,另一套叫《生活的流水》,是一對北京的年輕人20多年間超過50萬字的書信。”
  他還想做一個“記錄逝水年華”系列,把私人書信和日記整理出來,分成“戀愛篇”、“婚姻篇”、“家庭篇”等,記錄時代變遷中普通人的情感流轉。那些糧票、郵票、股票等票證,張樂天也計劃整理出來並配以文字說明出版。
  星期日:在這些文字資料里,你看到了些什麼?
  張樂天:看到的東西太多了,比如一份上海鐵路工會的文字資料,詳細地記錄了1949到1958期間,上海鐵路工會每一次的活動記錄,包括每一次的統計資料,例如多少人參加了一個什麼會議,捐贈了多少錢,給多少人補助等,這些很能反映那個時代。
  星期日:有沒有普通人家的書信日記?
  張樂天:我們收來的資料里,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。一般的檔案會有人收集的,但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幾乎沒有地方會收,你看檔案館里,最多有一些名人的書信,普通人家的書信、日記都沒有的。可能我現在所收來的書信是全中國最多的,有超過15萬封,大部分都是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。
  星期日:那個年代的人們在寫信時,寫些什麼呢?
  張樂天:有寫給家裡人的,寫給朋友的,什麼故事都有,講兵團的故事,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故事。那個時候書信幾乎是異地唯一交流信息的渠道,所以人們就什麼都寫啊。如果我能收集到一個人連續寫給家人的信,就能夠清晰地看出當時一個家庭的情況。
  星期日: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信件?
  張樂天:比如說在解放初期,上海有一批人到香港去,然後他們從香港給上海的家人朋友寫信,這批上海和香港的來往信件是非常寶貴的。1980年代,上海有一個女孩子高中畢業後到香港去,然後連續幾年中,不斷地給上海的小姐妹寫信,把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故事寫在信里,裡面還有一個故事,香港的一個億萬富翁找到她,想給她錢讓她做小三啊,非常複雜的感情糾紛,她都寫在信里了。這些信件能夠側面反映出在改革開放初期,普通的上海人到香港以後的社會經歷,也能夠呈現香港社會當時的一些情況。還有一套信,是一對北京的夫妻,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,20多年裡好幾百封信,從談戀愛到結婚、生孩子,吵吵鬧鬧,那些矛盾都詳細地寫在信里,比電視劇要精彩多了。我有時候開玩笑說,哪個編劇從我這裡找一些素材,拍出來的電視劇肯定很好看。
  1000多個小時,訪談農村老人
  在收集文字資料的過程中,張樂天發現,有一些真實生活里的事情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資料,比如幾十年前的人們是怎麼找對象的,怎麼結婚的,還有大部分具體的家庭生活都沒有資料可尋。幾年前,張樂天決定做一個數據庫,帶著他的學生到浙江北部的農村去做訪談,和村裡的老人聊天,聊他們一生的經歷和故事,比如農具、傢具、衣服、房屋的變化,家人生活的變化……他還招聘當地的農民做訪談員,並請來法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專家來給訪談員培訓。到現在為止,張樂天組織完成了1000多個小時的訪談,其中最長的一個訪談,和老人聊了整整37個小時。
  這個過程困難重重,比如一個八十歲老人的土話如何錄入數據庫;一些年邁的老人記憶力下降,對很多細節都遺忘了,怎麼辦?……說起這些,張樂天自己覺得,至今沒有第二個人,能像他這樣把1000個小時的訪談完成,並把訪談資料做成數據庫。
  星期日:遇到這麼多困難,過程又很艱苦,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件事呢?
  張樂天:你知道我去農村是怎麼說服那些老人家接受訪談的嗎?我告訴他們,現在的生活是我們這一代人或我們上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、創造出來的,但是很遺憾的是,年輕人都不知道,不知道我們曾經那麼辛苦地去創造,不知道我們當時的生活經歷了多少曲折,所以我要做這件事,把當年的故事記錄下來,留給你們的兒子、孫子……世世代代,讓他們知道,你們曾經為他們付出了很多,讓他們知道你們的生活曾經充滿著艱苦還有快樂。也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,我希望搭一個平臺,讓大家一起來讀這些最民間的東西,讓現在的年輕人更能夠理解他們的父母,從而他們才能夠理解今天的中國,理解他們自己。所謂代代相傳,你的爸爸媽媽、爺爺奶奶是從過去那個時代過來的,而你小時候在父母身邊長大,你的社會化過程也主要在家庭里。當代的年輕人都覺得自己和父輩很不一樣,其實啊,也有很多相似。
  星期日:我自己是一名“80後”,我一直覺得自己和父母是很不同的,我們生長的時代背景和環境那麼不同,為什麼你說我們有很多相似呢?
  張樂天:我舉個例子吧,比方說社工,現在我們的社會非常需要社工。現在那麼多的農民走出村落,來到城市,在更為複雜的社會中,大家遇到的問題會更多,傳統的“老阿姨”是無法解決今天人們遇到的各種問題,專業的社工太有必要了。然而,現在的大學生,有多少人願意去做社工這樣的工作呢?很少吧,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去呢?服侍人的工作,看不上啊!這種等級的觀念從哪裡來的呢?是從我們父輩祖輩那裡來的,從文化中來的。我插隊落戶的時候是農民,還是成分不好的農民,而我的妻子是鎮上的工人,當時她的身份就比我高太多了,如今社會發展了,但這種等級的觀念變了嗎?沒多少變化的。你看,現在的人還有所謂的“地域歧視”,過去的上海人有這樣的觀點,現在的年輕人有嗎?
  星期日: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,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中,我們和父母是有一些相似的?
  張樂天:是啊,我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發展,但“人”卻沒有太多變化。比如說,現在一些年輕人當了父母以後,是什麼樣子呢?如果身邊其他人的孩子都在學鋼琴、學外語,那你也會跟風讓孩子去學,如果只有你們家的孩子不學,就好像壓力很大。這種跟風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呢?在傳統的農村社會裡,大家都依賴著同一片土地上生存,人與人之間的界限非常不清楚,如果村子里有個人和其他人不一樣,就會被大家指點議論。現在的人呢?他們清楚自己的界限嗎?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獨立思考,或者說社會給予了一個普通人多大的寬容度呢?我的觀察是,並不多。
  星期日:我開始有一些理解你所說的“沒太大不同”了。
  張樂天:有一次在《書信里的中國人》這堂課上,“90後”的學生告訴我,在信中,幾十年前的年輕人就對母親的過分關註有所抱怨,那個年代的母親,對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就會無微不至地去關心。這些“90後”的孩子們,對幾十年前的年輕人的體驗非常感同身受,他們的父母是“60後”,那麼現在,“70後”、“80後”成為父母以後呢?你看,現在的年輕媽媽們,她們如此關註孩子學這個學那個,為孩子的事焦慮。這些關註和焦慮是從哪裡來的呢?在中國的社會中,親子關係的重要性總是在夫妻關係的前面,夫妻關係的緊張、母親的過分關註……這些讓孩子在家庭中默默地承受了很多,當孩子長大以後,會不會重覆這樣的模式?你會在那些焦慮的母親身上看到這些。在我自己身上,也帶著我的父輩和祖輩的烙印,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理解自己、覺察自己、反思自己,現在我依然在這樣做,不斷去完善自己,讓自己有所成長,改變,才可能會真的發生。  (原標題:讀懂這些發黃的書信、日記、賬本,能夠讓我們理解父輩,理解自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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